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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韩国监查院院长提名人郑东基过去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7个月期间竟然获得近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10万元）报酬，因此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前官礼遇”（是一种韩国法律界的潜规则，法官、检察官对转行当律师的前任法官的诉讼案做出有利判决。一般是指高官退职后仍享受在职时期搬的待遇）成为此次内阁改组人事听证会的最大争议焦点。郑东基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将在人事听证会上如实陈述。”青瓦台也说，这是符合法律界惯例的合理报酬，也没有逃税漏税。但围绕该问题，一场争议将在所难免。有人说，大检察厅次长出身的郑东基拿到的高额报酬令国民瞠目结舌，他在卸任公职后从商，而此次再次返回公职并担任监督公务员纲纪的监查院院长有欠稳妥。

◆围绕“前官礼遇”争论不休

　　高层公务员的“前官礼遇”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不仅仅是法院、检察厅，主要经济部门、国税厅、金融监督院等“实权”机关的高层公务员也在辞职后进入律师事务所就职，这种事已司空见惯，其中一部分人再次被提拔为高职，结果在人事听证会上“收入”被曝光。

　　在法律界人士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法院院长李容勋（2005年9月）。李容勋在辞去大法官职务后从2000年开始担任了5年的律师，期间进账6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00万元）。由于他受理的案件中70%是大法院的上诉审案，曾引发了是不是因为大法官的经历所以才能拿下大法院案件而赚大钱的争议。比李容勋晚2个月被提名的大法官朴时焕也在2003年8月卸任首尔地方法院部长审判员后，担任律师22个月，进账19亿韩元。

　　而在检察官出身人士中，现任政府首任法务长官金庆汉在辞去首尔高等检察院院长后，从2002年年初开始在律师事务所工作6年，在此期间其个人财产增加48亿韩元，因此在听证会上曾引发了争议。郑东基也是检察官出身，他在2007年11月卸任大检察厅次长，进入律师事务所Barunlaw担任代表律师。

　　在经济官员中，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在2007年8月辞去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后，从2008年1月开始在韩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Kimchang担任为期一年的顾问，获得6亿韩元年薪。前知识经济部次官李载勋也在Kimchang担任15个月顾问，获得4.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90万元）报酬。

◆“前官礼遇”存在各种问题

　　如果没有人事听证会，“前官礼遇”问题就不可能大白于天下。因为这是律师事务所代表和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合同，彻底保密。但在法律界早就有“二三十年的公职生活在二、三年内得到补偿”的话，政界也有“年薪最少涨3、4倍”的传言。此外，公司还为他们提供办公用车辆、办公室、秘书、信用卡等。

　　一位在韩国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就职的检察厅高层干部出身的律师表示：“工资比在任公职时翻了十番。”而且根据卸任当时的级别和当事人建立的人脉，待遇还要提高。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如果像郑东基一样高等检察厅厅长出身，与现政权也有关系，年薪可超过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0万元）。”

　　经济部门高层官员出身人士获得的待遇虽然低于法律界人士，但也不菲。一位高层公务员说：“进入公司第一年，次官级和长官级的年薪分别超过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0万元）和5亿韩元。”一位有关人士透露，像金融监督院一样兼具“督查”功能的机关，“局长级能拿到3亿到5亿韩元年薪，而副院长和院长的年薪在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90万元）以上。”据悉，国税厅出身人士的年薪也不亚于金融监督院。在去年韩国十大律师事务所公开的76名“顾问”中，62%是曾在经济、金融、税务、公正交易等部门工作的高层公务员。当然他们的年薪以第一年为顶点逐年下降。他们能拿到高额报酬是因为律师事务所认为他们有那样的“价值”。但他们的“价值”比起专业知识，更多来源于游说能力。也就是说，“工作能力也要有，但给后辈官员打一通电话就能解决问题的人脉更重要。”金融监督院有关人士说：“如果是‘交游广阔’的金融监督院高层官员出身人士，就能多拿2亿到3亿韩元。”

　　因此，高层公务员一直受到“利用以国民税金积累的经历轻松赚大钱”的批评。如果郑东基被正式任命为监查院院长，他将全权负责对所有公务员的督查，因此郑东基受到这样的批评也在情理之中。